远古

　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又是一个文明古国，植树造林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在远古时代，我国劳动人民就有春天植树的风俗。古代地理名著《山海经》里有“夸父追日”的传说，说夸父临死前扔掉手中柱杖，化为森林，造福于人类，反映我们祖先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。《礼记》说：“孟春之月，盛德在木”，意思说春天植树造林，是最大的道德行为。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虞舜时代，就设立了执掌山林的官员“虞官”。夏禹时出现了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，《周书·大聚篇》说：“禹之禁，春三月，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长”。殷商时期，甲骨文上已记载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的情景;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，国家就成立了“林衡”、“山虞”管理机构，负责掌管种植、护林等事务，为动员群众植树，甚至作出“不种者，无椁”(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)的规定。

　　封建社会

　　秦统一全国后，秦始皇大力提倡在城镇街巷和大道两旁种绿化树，这是我国古代城市绿化的先声，贾山《至言》载：“秦为驰道于天下，道广五十步，树于青松”，便是证明。南北朝时，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泽之禁，给百姓分田植树，而且对种树作了具体规定：“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，课莳余，种桑五十株，枣五株，榆三株，限三年种毕”，可见当时已经给农民规定植树指标。据《开河记》载，隋炀帝虽然是个穷奢极欲的皇帝，但他亲自种柳，赐柳为杨，下令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，要在河旁植柳，并给予奖励：“柳一株，赏一缣”，后来出现了千里运河岸绿柳成荫的景观。

　　唐代曾下令所有的驿站之间全种上行道树，城乡植树之风也是年盛一年。孟浩然诗云：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。到了宋代，宋太祖为鼓励植树，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，不缴田租，对于规劝百姓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，晋升一级，因而植树的范围更广泛，当时从福建古田直至海南，除种上苍翠松桧之外，还杂种荔枝，远远望去恰似一片连绵不绝的茂林。《元史·食货志》载，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，诏书天下：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衣食以农桑为本”。并颁布了《农桑之制》，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株，如土性不宜，可改种榆、柳，均以种活长成为数;他还要求各级官吏督促实施，如失职或申报不实，须按法律论罪。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称赞元代的植树。明清时代，植树造林规模更大，明太祖布衣出身称帝后，以农桑为国之本业，令天下广植桑、枣、柿、栗、桃，仅京都金陵的钟山，就种了50余万棵。

　　近代时期

　　我国正式规定的植树节是在近代。1915年，当时政府颁令以每年“清明节”为植树节。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植树造林，1928年4月，民国政府把孙中山逝世之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，以示纪念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极为重视植树造林，将绿化中华列为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伟大工程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“绿化祖国”、“实现大地园林化”的号召。新中国开始了“12年绿化运动”，目标是“在12年内，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，在一切宅旁、村旁、路旁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，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，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，实行绿化。”1979年2月经五届全国人大通过，又正式把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。一方面，是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;另一方面，3月12日是在惊蛰之后，春分之前，气温明显回升，树木根系开始活动旺盛，这时植树容易成活，农谚云：伏天栽树株株死，春来栽树棵棵生。所以，这时候植树，就全国而言，最为适宜。1989年《睢县志·新城》：“1982年睢县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对袁家山(袁可立别业)进行了修葺，辟设了图书馆，植树栽花，美化周围环境，风景宜人。”